注：本文内容均为虚构创作，取材于网络情节，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入座。

红旗车开来那天

第一章 进货路上

1983年深秋，我刚满二十五。

那时候我在老家县城的供销社当采购员，说是采购员，其实什么活都干。供销社的编制紧，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天不亮就起来蹬着三轮去仓库点货，晚上回来还得帮会计对账。月底盘存的时候最忙，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我就在旁边拿铅笔头在烟盒背面记数字，记错了又擦，擦破了就问会计多要一张复写纸垫着。

供销社的主任姓曹，五十多岁，秃顶，脾气倒是不错，就是嘴碎。他总说小周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别光顾着干活，干到三十还打光棍，我这供销社可对不起你爹。我爹当年跟他是一块当兵的，转业回来我爹分到了运输队，他分到了供销社。我爹走得早，他算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说曹叔不急不急，缘分这东西急不来。他就笑，说你小子倒想得开。其实我心里也急，二十五了，搁现在不算啥，在当年那是大龄青年。同学里结婚早的娃都满地跑了，有一回我初中同学结婚，我随份子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是二婚了。但我家条件摆在那——爹走得早，娘身体不好，常年吃中药，家里一个人挣工资三个人花，还得供妹妹念高中。妹妹小我六岁，叫周敏，那年正读高二，成绩不错，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大学。她的学费是我娘吃药省下来的，她自己也知道，放了学就去供销社帮我搬货，搬完了趴在我办公桌上写作业，铅笔头短得用指甲掐着写。

就这条件，谁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

那天是十月中旬，早上下了点小雨，地皮刚湿了一层就停了，空气里全是泥腥味和秋庄稼收完后的枯草气息。我要去省城进一批日用百货，什么搪瓷脸盆、暖水瓶、手电筒、雨鞋还有冬天用的蛤蜊油。曹主任说这批货紧俏，让我跑一趟。我一大早就搭了隔壁村老赵的拖拉机去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班车往省城赶。老赵的拖拉机是手摇的，发动的时候喷了我一裤腿黑烟，他笑着说小周你今天这裤子比脸还黑。

车上没几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抱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里面是进货清单和供销社的公章，还有一个信封，装着批货用的钱。那钱不是小数，差不多是我大半年工资，曹叔交给我时叮嘱了好几遍，他连说带比划，说钱放内兜，内兜拉上拉链，外套扣子扣上，到了省城先存银行再办事。我一一应了，用手指在口袋外头来回按了好几遍，确认那个信封还在布料底下硬硬地硌着手。中途上来几个农民，挎着竹篮，篮子里装着几只绑了脚的芦花鸡，咕咕叫了一路。窗外的梧桐树叶黄了大半，一片一片地往公路上飘，跟被人随手撒的纸钱似的。

省城就是省城，比县城热闹多了。街上自行车密密麻麻的，偶尔还能看到摩托车突突突地冒着蓝烟。有人在人行道边上摆摊卖糖炒栗子，铁锅翻动沙沙的响，甜焦味飘出半条街。我下了车先去批发市场拿货，跟几个老供货商讨价还价，把蛤蜊油的进价压了一毛。王老板说你这个小周每次来都跟我磨，以后给你换个铁算盘。然后去车站旁边的小面馆吃了碗阳春面，面是现擀的，汤上飘着一层葱花，我扒拉完嘴一抹就出了店。

事情发生在我从批发市场出来之后。我拎着两个大蛇皮袋往车站走，里面塞满了暖水瓶和雨鞋的样品，分量不重但体积大，拎着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路过一条僻静的后巷时，忽然听到一声尖叫。

那条巷子夹在两栋老式筒子楼中间，很窄，平时很少有人走，地上是碎砖头和烂菜叶子。楼下有家理发店，招牌歪了一半，门口晾着几条洗完挂在塑料绳上的白毛巾，有水珠沿着毛巾边沿往下滴。我听到尖叫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就往巷子里跑了几步。拐过墙角，看见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正围着一个姑娘。一个穿着花衬衫，一个剃着平头，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手里还扯着姑娘的挎包带子。姑娘靠墙站着，脸色发白，死死护着自己的包。

我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放，走过去：“干什么呢！”

那两个青年回头看了我一眼。花衬衫大概是带头的，打量了我一下，大概看我穿着褪色的蓝布工作服，裤脚还有早上老赵拖拉机熏的黑烟印，不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就轻蔑地一笑：“关你屁事，识相的赶紧滚。”

我没滚。我往前走了一步。在供销社干了这些年，什么人都见过，欠账不还的、耍赖扯皮的、拿着假币来糊弄的。曹叔教我一句，做买卖的人是跟人打交道的，但不能一退到底。关键时刻你得硬气。

那个平头的眼神开始闪了，往花衬衫背后退了一步。他手里那把弹簧刀还捏着，刀片只弹出来一半，在皮带上磕了一下又弹了回去。花衬衫骂了一句什么，大概觉得今天撞上硬茬不值当。我把姑娘的挎包从地上捡起来——带子被扯断了，耷拉着一截线头。我说还不走？要不要我送你们去派出所。花衬衫剜了我一眼，走了。走的时候还吐了口唾沫，砸在墙角碎砖头上，用脚踹翻了一个铁皮垃圾桶。

姑娘靠在墙上，胸口剧烈起伏着，嘴张了几次没发出声。她的头发被扯散了，辫子上的橡皮筋掉了一只。衣服领口被拽歪了，手臂上有一道被抓红的长印。但她没哭，只是咬着嘴唇，把被扯断的挎包带子紧紧攥在手里，指节泛白。

我才看清她的样子。瓜子脸，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穿着一件碎花布衫，干活穿的，袖口卷到手肘，手臂上有刚才被抓住留下的红印。裤子是深蓝色的，膝盖上蹭了一小块墙灰，脚上是双黑布鞋。虽然被吓得不轻，但那双眼睛很亮，是一种我极少在这个年纪的姑娘眼中看到的清亮——那不是养在深闺里的天真，是在野地里被风雨打过、仍然没有被揉碎的光。

“你没事吧？”我问。

她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发抖：“谢谢你。”

我把地上的蛇皮袋拎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周明。”我说，“县城供销社的。”

她点了点头，低头看了看自己被扯断的挎包带子，又抬头看了看我。她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旁边有人走过来，她就没再说下去。我从地上捡起那个断了的塑料挂钩递给她，说这个还能修，回头拿根铁丝烧热了粘上就行。她接过去的时候拇指在我手背上压了一下，然后鞠了个躬，转身走了。走的时候一条辫子拖在后面，另一条散了，她边走边用手拢头发，碎发被巷口的风吹到肩后。我站在巷口看了她一会儿，想着这姑娘吃亏不小，但既然安全了，也就不多想了。那年头路见不平，谁碰上了都得搭把手。没多想。

第二章 谁说没有姑娘看得上

三个月后，腊月里，县城的冬天干冷干冷的。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早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片卷边的枯叶。供销社门口挂起了大红灯笼，柜台里摆上了年货——花生糖、芝麻饼、印花铁盒的饼干。曹主任不知从哪弄来一盘水仙头，种在搪瓷盆里搁在窗台上，说养到过年正好开花。商店里都在放《恭喜恭喜》，大街上的小孩开始放鞭炮，一炸一个响，碎红纸屑铺了一地，踩上去嘎吱嘎吱的。

我娘托人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杨小燕，是县城纺织厂的工人。纺织厂的姑娘在当年是香饽饽，工资高、工作稳定，求亲的人排着队。我娘托的是街坊孙婶说媒，孙婶把这门亲事说得千好万好，还说杨家不在乎我条件差，只图人老实。她说人家姑娘想见见你，你要是觉得行，腊月里头就把亲定了，年前就没啥事能比这个更安你娘的心。我娘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连着好几天跟左邻右舍说我家明明要相亲了，人家是纺织厂的正式工呢。她把我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翻出来，用搪瓷缸子装了开水来回熨了好几遍，又去供销社找曹叔借了双皮鞋——曹叔那双皮鞋还是前年参加他外甥婚礼买的，只穿过那一次，鞋底都还没磨损。

相亲的地点定在杨家。腊月初八，天冷，屋檐下挂着冰溜子。杨家在纺织厂家属院，一排红砖平房，门口堆着蜂窝煤。院子里有人在晾被子，拍打被面的声音嘭嘭地响。杨小燕的母亲姓刘，是个看上去挺精明的中年妇女，嘴唇薄，眼睛细长。她把我让进屋，倒了一杯茶水，那茶杯沿上有一圈洗不掉的茶渍，茶叶只放了几片，飘在水面上像是不小心落下的。她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目光在曹叔那双皮鞋和我磨毛的袖口之间来回扫了好几个回合，嘴角往下拉了一点。

杨小燕坐在她旁边，烫着当时最时兴的卷花头，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她确实长得不错，皮肤白净，就是眼睛看人时总带着一种挑三拣四的神气。她的脚边搁着一个带喇叭卡的双卡录音机，正放着《乡恋》，音量拧得很低，擦擦的磁带运转声在突然安静的间隙里特别清晰。

我娘把带来的糕点放在桌上，是供销社最好的桂花糕，包装纸印着烫金的“福”字。又把她攒了大半年的布票推过去，说这是给姑娘做新衣裳的。杨母瞟了一眼那沓布票，嘴角往下拉了拉，没有接。

“周明是吧？听说在供销社上班？”

“是的，阿姨。”

“供销社采购员，也算是个体面工作。”杨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话锋一转，“不过说到底就是站柜台的，能有几个钱？我们家小燕是纺织厂的正式工，拿的是计件工资加补贴，一个月光奖金就能抵你半个月工资。以前给她说亲的人家里，有供电局的、有邮电局的，还有政府的小车司机……”

杨小燕在旁边嗑瓜子，也不怎么正眼看我。瓜子壳吐在手上，手一翻丢进茶几边的搪瓷缸里，有些没接住，掉在水泥地面上，没捡。

我娘赶紧陪笑：“是是是，我们家条件是不太好。不过明明这孩子老实，供销社的工作也稳定，曹主任说开了春就能提工资……”

“提多少？能提多少？”杨母打断她的话，声音又尖又快，“我们小燕可不是什么普通工人，人家是先进工作者，车间里的红旗手。先进工作者的照片现在还贴在厂门口的玻璃橱窗里，厂里追她的人能从车间排到食堂。能看上你家明明，那是你们烧高香都求不来的福气。”

杨小燕终于开口了，声音淡淡的，语气却比冬天的冰溜子还扎人：“妈，别说了。这供销社的人啊，也就这样了。站柜台的，眼光就针眼那么一点大。”她把瓜子壳往茶几上一推，从录音机旁边拿起把指甲锉，低着头搓起指甲来。

我脸上的笑僵住了，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拢。我娘的背也跟着微微驼了下去，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搭在膝盖上，指缝里还站着今天早上在供销社帮我搬货沾的纸箱屑。她把桌上的桂花糕又往杨母那边推了半寸，糕点沿桌面滑到搪瓷缸旁边，谁也没去接。

门帘从里面掀开，走出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黄的白色背心，外面随便套了件旧军大衣，手里夹着一根烟。杨小燕的父亲。他在里屋大概已经听了半天了，这时候出来，往门框上一靠，吸了口烟，上下看了我几眼，语气比杨母还轻蔑：“一个供销社的，就这点本事还想娶我女儿？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这双皮鞋还是借的吧——供销社那曹老头的，他去年过年就穿这双，我记得清清楚楚，鞋头那块凹进去的，他搬箱子砸的。”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我娘的脸色也白了，手在膝盖上握紧了又松开。我拉了拉我娘的袖子：“娘，咱们走吧。”

我娘站起来，把桌上的桂花糕收进布袋子里，把那沓布票也收了回去。她的手在发抖，但她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跟着我往外走。杨母在后面又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们听见：“哎，穷人就是穷人，做再多也是白搭。”

我们走出杨家那排红砖平房时，院子里那床刚拍好的白被面正被风胀得像一张鼓满却怎么都飞不走的帆。回家的路上，我推着自行车走在前头，我娘坐在后座上，一路没说话。来的时候自行车是骑过来的，回去是推的。到家门口，我扶我娘下车，她忽然转过身，忍着不让嗓音发颤：“明明，你丈母娘要是在天有灵，也该骂我，不该把你领去让人家那么损。”我说娘，你这不是为了我好吗，损几句不丢人，真要娶了那种人家才白瞎你的桂花糕。

我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转身去了墙角的柴棚劈柴。

第三章 红旗车

门外忽然传来汽车喇叭声。不是平常街坊邻居那种小四轮拖拉机的柴油机声，也不是供销社送货的老解放卡车的突突声。是轿车喇叭——低沉、短促，像是不愿惊动人，却又没法不出声。

劈柴的斧头还握在手里，院里鸡都扑棱着翅膀往墙角躲。

我拉开门闩，大门推开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两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一前一后整齐地停在我家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槐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根冰凌。车漆在夕阳底下反射出深沉的暗光，光滑得能把整棵槐树的秃枝倒映在引擎盖上。那年头，县城里连吉普车都不多见，别说红旗了——这种车，县长都不一定坐过。上一次在街上看见红旗还是中央发了什么红头文件，那是省里来的领导巡查，打前站的也是两辆红旗，也是这么安静肃穆地停在县政府大门前。街坊邻居全围过来了，有人端着饭碗，有人披着棉袄，有人把烟袋锅子磕在鞋底上忘了吸，还有小孩从我腿旁边挤过去想摸车门，被大人一把拽了回来。我隔壁的王婶围着车转了两圈，嘴里啧啧啧地念叨，这是哪来的大干部把车停咱这儿了。

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小伙子，十七八岁，挺精神，一下车就快步绕到后座去开车门。第二辆车上下来一个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的拉链头断了一边，用一截深蓝色的尼龙绳系着。最后从中间那辆车的后座下来的，是一个穿着蓝色对襟棉袄的中年妇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脚上是黑布鞋，手里掂着一个老式的藤条行李箱，箱角有点磨损，但擦得很干净。

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娘已经从屋里出来了。她手里还拎着一把掏炉灰的铁钩子，弯腰看着那排车，又立起身看着这群人从巷子口一路走过来的脚印，神情又惊又懵。

然后她看到了那位中年妇女。她忽然站住了，眯起眼看了两秒手里的铁钩滑下来靠在门槛上，眉头慢慢松开，说了一句我怎么都没想到的话。

“秀兰？”

中年妇女也愣住了。她停下脚步，藤条箱搁在地上，揉了揉眼睛，然后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娘的手，声音发颤：“婶子！是你们啊！我可算找着你们了！”

我在旁边完全傻了眼。后面那两位——穿着呢子大衣的中年人和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进了院子。中年人进门时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伸过来跟我握手，指节有力，掌心干燥，他说：“你就是周明同志吧？你好，我叫赵正平，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这位是司机小刘。”

省政府？我机械地握了握手，感觉整条手臂都僵了。小刘冲我点了点头，帽檐上一道雪亮的黑色帽圈。我娘的眼泪已经下来了。她拉着“秀兰”的手，又哭又笑，把我拉到跟前：“明明，你还记得她吗？大军叔家的秀兰姐！你爹以前在运输队的铁哥们老林，大军的闺女！小时候你还叫她姐来着！”

记忆一下子涌上来。我爹有个铁哥们姓林，叫林大军，跟我爹一块儿在运输队开卡车。后来他们家忽然搬走了，说是林叔叔工作调动，去了南方。我那时候才八九岁。秀兰姐比我大几岁，我只记得她扎着两条辫子，来我家蹭饭时爱吃我娘烙的菜饼，一张饼卷三层菜，边卷边喊婶子你这手艺可以去开食堂。后来她坐在她爸那辆老解放卡车后面，跟我挥了半天手，卡车开出巷口，在拐角按了一声喇叭就听不见了。

“秀兰姐？你……你怎么找到我们的？”话出了口就收不住，我往前迈了一步，被门槛绊了一下，皮鞋前掌还沾着刚才劈柴时溅出来的碎木屑。

秀兰姐擦了擦眼泪，朝院外看了一眼。那两辆红旗车还停在槐树底下，车身在夕阳余晖下安静地反着光，像两面沉甸甸的黑镜子。发动机还没熄火，排气管在冷空气里吐出两道淡淡的白烟。

“三句话说不完。先进屋。大军叔后来转了业，从运输队调去了南边的港口。秀兰姐现在不在南方。”赵主任把公文包往前推了推，“她现在是军区医院那边的人，嫁了个首长。我这次来，是专程带她来找你的。你三个月前在省城救的那个姑娘，是秀兰的小姑子。”

我站在院子里，斧头还歪插在柴墩上，鸡圈里的花母鸡领着几只刚会走的小鸡崽探头探脑地往外挪。我听见我娘在堂屋里翻箱倒柜找茶叶，又听见秀兰姐说婶子别忙了坐会儿吧先用暖瓶里的开水就行。赵主任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沾了塑料膜的边，被放进档案夹之前大概被谁用橡皮筋绑过，边角有道不深不浅的折印——照片上的姑娘，瓜子脸，扎着一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衫，裤管挽到膝盖，站在一个县文化馆门口的石阶上，微微侧着头，像是刚听人叫了她一声。眼睛格外的亮，正是我在省城后巷救下的那个姑娘。

“她叫江雪，是咱们军区副政委江振国的女儿。在省城被那两个抢包的堵在巷子里，是你冲进去把她护下的。江家是讲规矩的人家，江老一直念着要当面谢你，只是那阵子江雪回家后发了一场高烧，耽搁到前两天才把进货单上的供销社名称对上。秀兰在江家听她说那几句‘供销社的周同志’就想起了你的名字。她上午跟我说完，下午我们就启程了。咱们从省城来，路上走了整整八个多小时。”

我握着手里的照片，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啥。赵主任推了推眼镜，把照片翻到背面。背面贴着一张供销社的进货单存根，是我的字，潦潦草草写着货名和日期。我盯着那张存根看了好几秒。

那天在巷子里，她问过我的名字，我没问她叫什么。

我娘从厨房端出了过年存的花生酥，秀兰姐扶着她上了院门口的台阶，说了好一阵话。槐树底下那两辆红旗车等的间隙，司机小刘下来用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上那层薄霜，重新发动了一次，暖风吹过玻璃的雾气从玻璃底部一点一点往上推，露出后面越来越暗的夜空。

第四章 你怎么来了

三天之后，我正在供销社库房盘点。库房是供销社后院一间改造的旧仓库，窗户小，光线不好，墙角堆着折了腿的椅子和生锈的白铁皮漏斗。灯泡是四十瓦的，只够把货架上搪瓷脸盆的编号照清楚。算盘珠子刚拨到一半，曹主任就从前面柜台探进半个身子，说有人找。

我放下算盘走出去，拍掉工作服上的纸箱屑。脚上的棉鞋踩在碎瓦片翻出的泥地上，冷风吹得后颈发凉。柜台外面站着个人，不是别人，是杨小燕。

她今天显然特意打扮过。身上一件崭新的红呢子短大衣，头发重新烫过，刘海用卷发棒卷得弯弯的，嘴唇上破天荒涂了口红，只是颜色太艳，显得有点刻意。手里还提着一兜水果——红富士苹果，用塑料网兜套着，供销社年后刚补的冬季特供。她看到我，脸上堆起一个努力得有点僵的笑。跟上次在杨家时那种冷淡疏远的态度，判若两人。

“周明，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把她让进供销社的前厅。前厅临街，玻璃柜台里摆着布匹和暖水瓶，门口挂着一挂塑料彩珠门帘，顾客进出时珠子碰得噼里啪啦响。正是晌午，街道上人不多，偶尔有拖拉机突突地过，把门口的灰土扬起一蓬。我靠在柜台边上，没有给她倒水，也没有示意曹主任回避。

杨小燕把水果兜搁在柜台上，搓着新做的指甲，咬了咬嘴唇：“周明，那天的事……是我妈不对。我回去想了好几天，觉得你这人吧，其实挺好的。老实、勤快、工资也稳定。我妈嘴硬你知道，可我跟我爸说他看走眼了。供销社的铁饭碗，比别的都强。我想了想，咱们的事，还是可以继续谈谈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重新认识一下。”

她说着，还微微歪了一下头，努力让声音显得又轻又软，像哄小孩似的。那只红富士被她从网兜里挑出来一个最大的，试着往我跟前递。

我看着那只苹果，没接。我想跟她说，那天你爸损我的时候，我娘就坐在你面前，低着头，手发抖，把桂花糕一块一块塞回布袋子里。那时候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可还没等我开口，供销社门口忽然安静了。珠帘那边本来在挑暖水瓶的两个街坊大妈同时止住了声音。杨小燕感觉到了什么，回头往外看了一眼。

两辆红旗牌轿车，缓缓停在了供销社门口。还是那两辆。车牌号我现在都背下来了。那天它们在歪脖子槐树下停了一整夜，第二天拂晓才开走的。现在它们又来了。车门打开，秀兰姐先下来，还是那身蓝色对襟棉袄。然后是赵主任，戴着眼镜，公文包换了条新拉链，但手上那截备用尼龙绳还系在原扣上。最后下来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短大衣，围着一条白围巾，长发没有扎辫子，自然地垂在肩上。脚上是一双擦得很干净的小皮靴，踩在供销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上，轻轻地磕了一下靴跟上沾到的碎冰。她抬头看了看供销社门匾上那排掉了漆的字，然后踏进了门。

江雪。上次分别时，她的头发还是散着的，辫绳藏在手心里没来得及系上。气色跟那天在巷子里判若两人，脸红润了，眼睛更亮了，站在供销社灰扑扑的柜台前面，像冬天里照进来的一束阳光，把这间旧库房改的营业厅照得通透。她看到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大，但很暖，嘴角往上翘，眼睛弯成两道浅浅的弧线。

杨小燕脸一抽，声音变了：“她……她是谁？”

没有人回答她。

江雪走到我面前，把手里的一个纸包递给我。纸包是油纸裹的，底上还微微渗着油。这包装纸是我们县供销社去年剩下的存货，不销往省城，看来是她自己买的。

“周明同志，上次在省城你救了我，我还没正式跟你说声谢谢。这是我今天早上做的绿豆糕，路上颠碎了一点。”

她把油纸揭开一角，给我看里面蒸得透亮的绿豆糕，糕面上压着细细的模印，看得出来做了很久，有几块被红旗车的长途颠簸震缺了边角。

我接过油纸包时，手指不小心碰到她的指尖，凉的。秀兰姐在旁边笑，赵主任端着茶杯直摇头，说开了大半天的车就为了这么几句话。杨小燕的那只红富士从柜台上滚了下来，掉在青砖地上，骨碌碌滚到了门边的雨鞋架子底下。

第五章 后来的事

后来，一切都顺理成章。

江雪在县里住了两天。她住在县招待所，一楼的房间，窗户对着院里那棵落了叶的银杏树。我下班了过去看她，一起散步。从招待所门口走到东街那条小河边的石板桥上，桥下结着冰，有几个小孩在上面抽陀螺。她说小时候也在南方的河边长大，那里冬天不结冰，河面上还能看到捕鱼的鸬鹚，撑船的老头把竹竿往水面一敲，鸬鹚就扑通扑通跳下去。我说我们北方的河结了冰，春天化冻的时候嘎嘎响，她问什么叫嘎嘎响，我说就是冰跟冰互相挤，北方的冰不声不响，挤急了嗓门比谁家的牛都大。

第二天她上了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她在县城唯一的供销社分店买红糖蒸年糕，她坐在后座抓着我的大衣后襟，一路颠得乱笑，说我们军区大院也有这种老牌自行车，比你的多绣个雷锋语录的条幅在前杠上。我问她说的啥，她背给我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说这不叫语录，这是毛主席题词，她说都一样。

第三天晚上，我请她在镇上的饭馆吃饭，吃的饺子。我要了一碟醋，她也要了一碟。热气把窗户玻璃熏出一层雾，她用筷子头在雾上画了朵简单的梅花，说南方的梅花开得早，过了冬至就能闻到香。我说我们这儿梅花要到腊月底才开，再往后就是春天了。她说那你会等到春天吗。我说等，南方的梅花开了，我就在供销社的窗台上放一盆水仙，水仙开了就是春天。

我们的亲事，是江雪的父亲——江振国将军亲自来提的。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冰化了，小河边上的柳树冒了新芽。江将军穿着一身便装，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人很和蔼，跟我娘聊了一下午，还跟我娘学包饺子。我娘说将军怎么能下厨房，他说在部队他就是炊事班出身。

我们的婚礼在供销社后院办的。没有红旗车开道，没有彩车车队，只有那辆吉普车和两排供销社的同事。曹主任负责证婚，他把压箱底的中山装都穿来了，衣领左边绣着一颗暗红色的五角星，发言稿写了草稿，念了半张就哭得不行，说他这辈子主持过的婚礼不下二三十回，就这一回，是男方自己用板车把新娘拉进来的。江雪没有穿婚纱，穿了一件红呢子大衣，盘着头发，坐在我蹬的三轮车后面，车斗里铺着床借来的新被褥，被面上绣着鸳鸯。供销社的年轻人们把剩下的鞭炮凑了整五挂，从仓库门口排到门外路边。有人把收音机音量拧到最大，放了一段《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天她一直笑，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能笑那么久。拜天地时秀兰姐站在旁边，把藤条箱里她攒了好久的红纸剪成片片碎花瓣，从门槛撒到我们俩的头发上。

杨小燕没来。但她妈托人捎了句话，说当初看走眼了。我娘把这句话收进她放针线上锁的柜子抽屉里，再没提过。

婚后的日子平平淡淡。我依然在供销社上班，江雪在县城小学当老师，教语文。她在黑板上写了一手好字，板书工工整整得跟字帖似的，学校的老师说新来的江老师上课不用麦克风，后排草场上都能听见。她教孩子们写作文，有一回题目叫“我的理想”，她自己在备课本末页也写了一篇，偷偷夹进她送我上班的饭盒里。我打开看到，上面写着——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来供销社看他背完那页缺货清单，然后点一根火柴烧掉，因为他总也背不完。

有一回我娘生病，她守在床边喂药，一夜没合眼。天亮时我娘烧退了，发现她撑着额角靠在床沿睡着了，手指还搭在我娘的腕子上把脉。我娘后来逢人便说她这不是儿媳妇，是观音菩萨派来的。供销社后来改制，撤了编，我下岗了。江雪轻声跟我说，你那双手会算账也会备货，不当采购员照样能干买卖。她把她以前得过稿费的存折翻出来，又跟她爸借了一点启动资金，让我去省城进了一批乡镇企业最缺的五金标件，在县城开了个小铺子。开张那天她站在柜台后面，亲手写了块匾——周记五金。说以后生意做大了也不改，因为你父亲姓周，你姓周，我也是。

如今我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儿子学的是机械工程，女儿念的是师范。俩孩子过年贴春联，一边贴一边抱怨家里的老规矩——正门贴完还得在院子板上糊两片红纸。旁人问起江雪当年怎么看上一穷二白的供销社采购员，她就笑，说当时有人在她面前递了无数块名表，她把表盘翻过来，指着自己的挎包带子说你们谁能把断掉的带子接回去，那人就不响了。又有人问她，红旗车开到供销社那天，你跟你婆婆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想了想，说我当时没敢讲。心里想的是——我要嫁给你儿子，但怕婶子觉得太快了。我娘在厨房里听到了，离老远扯了一嗓子：哪快！等了大半年了！

孩子们在前院放鞭炮，她把晾干的水仙摆回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格洒下来，把那盆嫩黄的水仙照得微微发光。窗外又有一队迎亲的婚车从街口拐角经过，听喇叭声大概排了三辆花车，中间那辆扎着红色的绸带，跟当年那两辆红旗一样安静地压过低洼处残留的冰碴。她把擦手的毛巾搭在椅背上，望着大门外面恍惚了一下子，忽然回过头朝我笑了笑。

她的眼睛，还是跟当年在省城后巷里一样亮。

——全文完——

作者的话

故事讲完了。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出身不好，条件不好，碰不上好事，遇不到好人。

可有时候，善良就像一颗种子，你随手把它种在路边，自己都忘了。但它在地底下悄悄地生根、发芽，然后在某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日子里，带着满树的繁花回来找你。

这个故事里老周救下的那个姑娘，连同那两辆红旗车的到来，都不是什么巧合。是他当年在进货途中毫不犹豫地迈出的那一步，亲手写下的回应。

我更愿意说，人生啊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角后面有什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只管善良，剩下的，命运自有安排。

愿人世间所有的善意，都能被温柔以待。